关键词：东亚，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平衡，顺差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外贸顺差的扩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越来越多，而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焦点。在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上，美国政府及许多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过度保护本国市场，人民币汇率的过度低估，以及中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所致。基于这一认识，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求中国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提高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对美国开放市场，并对中国企业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而中方则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由于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因此要求美国政府放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以平衡两国的贸易。笔者认为，双方的分歧实质上涉及到投资与贸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问题。因此，深入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并在此基础上优化我国的外资及外贸政策，对于我国的外贸发展及平息贸易摩擦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平衡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为三种效应：第一，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亚洲地区的主要对外投资体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将其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成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所谓的顺差转移效应(surplus-shifting effect)；第二，市场导向型的美国对华投资企业在我国市场的大量销售，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所谓的贸易替代效应(trade- substituting effect)；第三，成本导向型的美国对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大量返销美国，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形成了所谓的贸易创造效应(trade- creating effect)。以上三种效应，明显扩大了中美贸易顺差，对中美间因贸易不平衡所产生的摩擦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个方面，并且主要分析东亚地区(主要是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现状
关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国际经济学界已经有不少经典论著。早在195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R·A.)就对贸易与投资的替代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是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文献。蒙代尔利用标准的两国家、两产品、两生产要素的模型分析了两国在技术水平相同、生产函数一致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Mundell 的结论是，在两国产出效率相同的情况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的障碍则会产生贸易。贸易与投资之间的这种替代关系从“关税引致投资”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不仅会产生替代效应，而且也存在贸易创造的效应。他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一种将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等一揽子转移的活动，本来就是以两国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函数为前提的。通过要素的移动，FDI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函数，将逐渐在东道国普及和固定下来，从而使东道国整个产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函数发生积极变化。FDI对东道国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会使得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从而增强了东道国的出口能力，最终的结果是为东道国创造了新的贸易机会。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创造和促进作用有一个前提，即“要从投资国潜在的比较劣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提高投资接受国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函数，并使之成为显在的比较优势产业。”假如投资的产业方向相反的话，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故此，小岛清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顺贸易导向型”和“逆贸易导向型”两类。和Mundell的理论相比，小岛清的理论更全面，更能解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也更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实际(小岛清，1978)。
可以看出，以上经典理论是对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活动所做的解释。Mundell是从美国的对外投资动机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性作用的看法，小岛清则是从日本对外投资的动机的角度提出投资对贸易的创造效应的看法。这两种理论解释了两类不同的国家对外投资的情况。但事实上，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即使在同一国家，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都是同时存在的。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主要不取决于国家之间的整体技术差异，而是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同一产业之间是否存在产出效率的差异。如果两国的同一产业间不存在技术鸿沟，则两国间在该产业中的投资就会对两国间的贸易产生替代，而如果两国间该产业存在生产效率的差异，而且两国对对方的投资是依据“边际产业”的次序进行的，则对外投资不会对对外贸易产生替代效应，但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这就是小岛清所说的顺贸易投资。如果两国对对方的投资不是从边际产业开始，则贸易替代效应会大于贸易创造效应，这种投资就是小岛清所说的逆贸易投资。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蒙代尔和小岛清的理论只涉及到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和贸易创造效应，都没有提到外商直接投资的顺差转移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由于对外贸易的不平衡所导致的贸易摩擦还不明显，尤其是对美国和日本来讲并不明显。
近年来，由于中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平衡的研究也大量涌现。但是，以往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缺陷：第一，大多只是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奚君羊，刘卫江， 2001；沈国兵，2005)。从国别的角度出发，研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平衡的关系的学者还非常少，国外的学者中只有Fung和 Lau(2003，2004)，以及James Burk (2000)做过一些研究，而国内的学者中，林桂军等人做过一些研究，其研究侧重于从所有权的角度估计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所占的比重，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但其研究在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上还不成熟，因此结论也值得商榷。第二，国内外的研究中涉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创新效应的文献有Fung和Lau(2003，2004)，杨来科(2006)等，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的研究还没有见到。因此，这是本文研究的初衷。
三、东亚地区对华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顺差转移效应的表象
东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从东亚地区近年来的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地区的对华直接投资有一种明显的顺差转移效应。这些国家(或地区)把其对美国和欧盟的大量的贸易顺差转变成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这种顺差转移效应体现为三种背离现象：
背离之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对以上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却呈不断恶化之势。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构成。从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来看，除去香港地区以及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之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是对大陆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如表1所示，近年来上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除了个别年份有一定的波动外，基本上都呈明显的增加趋势。1999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我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分别为19.6亿美元、12.7亿美元和26亿美元，到2004 年，以上三地对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则分别达到54.5亿美元、62.5亿美元和31.2亿美元。
再来观察一下我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贸易差额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与上述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并存的，是我国大陆与上述三地的贸易逆差的不断增长。2005 年，我国大陆对上述三地的贸易逆差分别达到164.6亿美元、417.1亿美元和581.3亿美元(参见图1)。这种一扬一抑的变化，体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贸易的深刻影响。背离之二：中美贸易平衡与中日、中韩、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平衡呈逆向增长和背离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中日、中韩、大陆与台湾之间贸易逆差却不断增长。无论是从中方的统计数据还是从美方的统计数据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都迅速增长，2005年按美方的统计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而相反，我国大陆对东亚地区尤其是上述三地的贸易却呈现大量的逆差(对比图1和图2)。
背离之三：我国大陆与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的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上述三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不断减少(或者至少是不再迅速增加)。尤其明显的是中国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自1999年以来持续减少，从160多亿美元减少到127亿美元(参见表2)。
以上三种背离现象说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显著地增加了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从而使原来属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美贸易逆差转移成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同时也把美国原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指责转移成对中国的指责。
四、垂直分工与贸易流向：顺差转移效应的机理
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顺差转移效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比较表层的分析是从Bhagwat(1987)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解释，指出跨国公司并不都是为了躲避关税壁垒才向外国投资，有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是考虑到大量的出口可能会导致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因此，通过在国外生产、在国外销售，就可以消除这种潜在的威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大陆投资的这种动机当然就构成了上述顺差转移的主观原因。
但是，进一步分析这种顺差转移效应的深层机理，则可以看出，这种顺差的转移实质上是东亚地区的分工形态发展的贸易流向后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亚洲地区各国经济的发展及外资企业的大量投资，东亚地区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这种分工格局的基本形态是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一种垂直分工结构。具体说就是，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组装工序)在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日本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研发和最尖端技术产品的生产则主要安排在日本(韩友德，2006)。根据各国和地区比较优势的不同，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若干个生产阶段，形成了一种按生产阶段分工的垂直结构。
这种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形成对亚洲地区的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最大特征是大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的企业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将其最后一道工序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盟等国家，而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则从上述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零部件。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零部件贸易在东亚及全球的地位(表3)，以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零部件贸易平衡数据(表4)中明显看出。 2000年，中国大陆从东亚地区进口的零部件达347.5亿美元，其中有135.6亿美元来自日本，64.67亿美元来自台湾，有38.4亿美元来自韩国。这种贸易流向的变化构成了近年来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外贸易平衡的不同的变化和走势。
如果我们把零部件贸易与制造业总体贸易作一个比较，则结论就更加明确：我国的制造业对全球来讲呈现出巨大的顺差(尤其是对美国和欧盟)，而且主要来自于最终产品贸易。但是，在东亚地区，中国除了对印尼和中国香港之外，对其他贸易伙伴都呈逆差状态，而且对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逆差主要体现在零部件贸易方面。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果是：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垂直型的按生产阶段分工的格局，导致了“中国——东亚内部——东亚地区外”的三角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的内在驱动器便是外国直接投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华投资不仅导致了东亚地区新的分工格局，也大大地影响了该地区的贸易流向。最终的结果便是原先东亚地区对美国及欧盟的大量贸易顺差不再增长甚至开始下降，而中国对美欧的贸易摩擦却不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