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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突出的贡献，但这个结论往往比较空泛，还没有深入到具体层面。我们从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入手，探索其中的文学观念，发现它们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共性：一是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二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分析和评价“新文学小说”；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否定或漠视的态度；四是尊重作家的个性。这些鲜明的共性深刻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促成了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关注。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导言；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新文学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初，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的一套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对“新文学”（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宏观角度进行评论，而缺乏具体考察，导致结论往往大而不当。本文以《大系·小说选集·导言》为考察对象，集中分析三篇“导言”中表现出的共性，以求揭示《大系》这套经典丛书的出版对“新文学观念”的形成所具有的突出贡献。
　　
　　一、现代文学的诞生：１９１７年
　　茅盾、鲁迅、郑伯奇三位编选者在三篇《小说选集·导言》中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这反映了他们相似的文学史分期意识。
　　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的开头写道：“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１]（Ｐ１），民国七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被他看作新文学小说的开篇之作。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的开头、郑伯奇在《小说三集·导言》的第一部分也毫无例外地把《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孕育的文化语境，把１９１７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作为新文学的开端，他们对新文学的讨论都是以此为起点的。由此看来，三位编选者对“新文学”这一概念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即他们都视“新文学”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生”事物，１９１７年便是它诞生的时机。
　　从“新文学”概念的运用方面来看，这一概念中十分重要的限定词“新”具有核心意义。它反映的是“五四”时期以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鲁迅、茅盾等文化名人对自己倡导的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的基本态度。“新”与“旧”潜在的二元对立思想使他们积极主张“新”而坚决反对“旧”，即传统中国文学。这种对“新”的事物的追求和张扬在文学转型时期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杨义曾经指出：“转型的基本含义是弃旧求新，因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好的’思想逻辑，并且几乎成了这个世纪文学界的一种思维定式。应该承认，这种逻辑和定式在转型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尤其在转型初期或受某种非文学力量压抑而中断转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２]?(Ｐ６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正是这样的明显转型期，对“新”事物的倡导更是随处可见，比如，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新潮》杂志，都以“新”字相号召，在当时都带来一股强劲的新鲜气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文学”概念的产生也与此有相似的文化意识，它与《新青年》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在文化启蒙意识方面有着一致的目标和追求。新文学在总体特征上表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的巨大差异，即思想方面的反封建和提倡科学民主，形式方面的以白话为其基本表达方式。在小说创作方面，１９１８年５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显示了新文学的特点和方向，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鲁迅的小说作品为“新文学小说”树立了典范与标准，对此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深刻意识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思想核心与语言形式方面的根本区别，茅盾、鲁迅、郑伯奇三人不约而同地把１９１７年“文学革命”的发生作为“新文学”的开端，而把伟大作品《狂人日记》看作新文学小说的开篇之作。他们对“新文学”和“新文学小说”的描述就此开始，这也是他们心目中“现代文学”的诞生之时。
　　
　　二、现代文学的理论参照：西方文化
　　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在对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现象进行分析描述时，都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状况为参照，表现了鲁迅、茅盾、郑伯奇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和文学进行积极借鉴的热情。这使得三篇《导言》的理论视野相当开阔，为中国新文学小说与世界文学发展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在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分析评价方面对外国文学发展状况的关注，我们能够看出他以西方文学创作为典范来引导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文化立场。茅盾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时，明确指出：“这一个团体的发起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的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很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１]?(Ｐ２－３)在对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情况进行总体描述时，茅盾以１９２１年为界把这十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小说一集·导言》的第四部分，他以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八月《小说月报》上郎损（即茅盾）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为例来分析前期新文学小说创作以恋爱为主要题材且观念化严重、“贫弱单调”的形成原因时，“西洋文学名著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少到几乎等于零，因而所谓‘学习技巧’云者，除了能读原文，就简直谈不到”[１]?(Ｐ１１)被他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在对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运动做总体评价时，茅盾同样以外国的情况做参照，得出了“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过写实主义的实”[１]?(Ｐ１２)的结论，很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新文学小说创作的总体成就。另外，在对朴圆的《两孝子》和李渺世的《伤痕》的评价中，茅盾分别把它们与巴尔干那些小国的作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对比，突出了这两位作家的特点，也表现出茅盾在作家作品批评方面的广阔的文化视野。
　　与茅盾一样，鲁迅同样把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看作新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从《小说二集·导言》写作的内容来看，鲁迅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重视是超乎寻常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文化与文学是被鲁迅作为标准和尺度来使用的，它们是评价新文学小说的理论背景，新文学小说在这一广阔文化背景的对比映衬之下才彰显出了自己的成败得失。在对罗家伦恋爱小说评论时，他谈到了易卜生《娜拉》和《群鬼》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在指出弥洒社是“为文学”的团体时，他标注出“弥洒”一词的原文“Ｍｕｓａｉ”（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缪斯的统称），指示我们了解它的真正含义；为了表现沉钟社的锐气，他引用了《沉钟》周刊第一期上吉辛的诗句；在揭示沉钟社青年的文化心理时，鲁迅又敏锐地发现了他们在文化资源上所受的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和安特莱夫等人“世纪末”思想的影响印记。鲁迅以匈牙利诗人彼兑菲因婚姻幸福而导致创作衰退的故事为类比，表现了他对冯沅君的惋惜，也反映了他一定程度上认为“苦恼是艺术的渊源”的创作观。在对蹇先艾等人的小说创作深刻了解的基础上，鲁迅与勃兰兑斯提出的“侨民文学”的概念相对照，提出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乡土文学”的概念，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做出了理论贡献。《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以尼采的言论和命运做比，是鲁迅对狂飙社命运和作家特点进行分析的巧妙之处，而巴札罗夫、沙宁和半绥惠略夫的不同结局正预示了狂飙社深层的虚无主义可能导致的文学前途。
　郑伯奇所写的《小说三集·导言》也有很多内容是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思考与借鉴。在讨论创造社作家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时，郑伯奇主要关注他们与西方文学思潮和著名作家的联系，这既反映了创造社作家所受的西方文化影响，也彰显了郑伯奇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热情和深刻理解。在《小说三集·导言》中，美国心理学家史丹莱·霍尔的发生心理学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被郑伯奇用来作为文学史发展进程考察的理论参照。通过对落后民族如日本、德意志、爱尔兰等国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考察，郑伯奇论述了中国作为落后民族其文学发展可能表现出多种思潮迅速演进的发展特点，并结合中国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实际对新文学发展初期整体状况做出了较客观的历史概括。对创造社文学风格的形成，郑伯奇发现了：“西方浪漫派的代表诗人和哲学家如歌德、海涅、拜仑、雪莱、基慈、恢铁曼、许果、太戈尔、尼采和伯格逊等人对创造社成员的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长时间在国外留学的创造社作家所接受的国外文学发展思潮对他们浪漫主义倾向产生的影响。”[３]?(Ｐ１１－１２)另外，对创造社的重要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的评论，郑伯奇也十分注意分析他们所受到的西方文学思潮和具体作家的影响，这为我们研究这些作家的文艺思想与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料线索和启示。
　　从三篇导言的写作内容来看，他们在研究和评价新文学小说的发展和创作时都不约而同地把西方文化作为参照和标准来使用，这表明了他们在文化取向上倾向于认同西方的文化标准和发展方向，希望中国的“新文学”向西方看齐以求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