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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摩罗博士的岛》是科幻小说奠基人之一的H·G·威尔斯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着力考证了此小说中伦理、法律对兽人和兽人社会的形成与维系作用,探讨了一个自上而下在未经启蒙的兽人群体中制定的伦理体系必然崩溃的原因,以及兽人的退化和兽人社会的崩溃对人类社会的隐喻。作者使用一系列符号作为道德在兽人社会中的具象化,比如“痛苦屋”、“赞美诗”、“肉食禁忌”等等,它们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自身道德和伦理禁忌起源的隐喻。兽人缺乏理解道德作用的智力,只是被迫遵守道德训诫,最终由于缺乏理性带来的对道德的自觉维护,小岛上的道德体系不可逆转地崩溃,作者借此隐喻了社会道德和人性的脆弱性,认为需要对人心中兽性的爆发永远警惕。 
　　关键词:《摩罗博士的岛》　伦理学批评　道德符号 
　　 
　　《摩罗博士的岛》发表于1896年,这部小说与玛丽·雪莱创作的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相似,都是描写人类试图模仿上帝的角色来创造一个自己的创造物,而自己的创造物与造物者之间的关系却是紧张的,人类模仿自身所创造出来的“人”走向了其对立面,最终杀死了自己的创造者。可见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从诞生之始,几位主要作家就特别重视探索“人的本质”这一传统文学的核心问题。区别就在于他们以寓言方式表现了人类伦理道德的起源,以及人身上的兽性随时可能打破伦理道德的约束破茧而出造成灾难的主题。类似戈尔丁的《蝇王》,《摩罗博士的岛》表达出对人性由秩序向混乱堕落趋向的警醒。小说中摩罗用“痛苦屋”、“赞美诗”和“肉食禁忌”等符号为兽人规划出一整套道德规则。对人类而言,维持秩序需要伦理的约束,是痛苦的,而放任本能堕入混沌,则是痛快的。如何让人类选择痛苦而放弃痛快,靠外部道德的约束,崩溃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必须提升人类本身的理性,真正完成由兽人向人的转变。 
　　 
　　一 
　　 
　　H.G.威尔斯是19至20世纪之交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史学家和科幻小说作家,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威尔斯认为人类较为复杂先进的喉部结构能进行复杂的发音从而形成语言,而语言为人脑进行复杂思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世界威尔斯协会现会长史蒂夫·麦克林恩认为《摩罗博士的岛》中的兽人“要获得理性,那么他们必须有思维,如果人类不能离开语言来进行思考,对于猴子来说也是一样的”(Mclean 47),史蒂夫在其著作《威尔斯早期小说》中从兽人语言能力的生成与退化这一角度详细探讨了《摩罗博士的岛》中体现出来的语言与进化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兽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对人类社会的暗讽。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罗伯特·朗兹认为:“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没有一部仅仅是故事,它们总有许多的含义在里边。对威尔斯而言,这些作品是一种工具,他用来观察人类的生存环境,批评现存的社会制度,宣传社会主张”(Robert 2)。 
　　摩罗博士的形象开创了科幻小说中后来蔚为大观的“受过创伤的疯狂的科学家”原型。他是“一个太平洋岛上的残暴的流放者,也是一个后达尔文主义的弗兰肯斯坦。在他的‘痛苦之家,他折磨和改变动物,只是为了将他们摧毁,成为他的可怕的、恢复其野蛮类型的创造物”’(安德鲁722)。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创造了岛上的一切,对自己给其他生物造成的痛苦视若无睹。小说中摩罗“Moreau”与道德“Moral”同音,可以认为,摩罗这一人物形象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象征,他的行为则是对伦理道德起源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岛”可以理解为道德统治下的人类社会。摩罗通过制定法律,设计仪式,编造种族优越论,神化自身这一系列手段试图建立自己在小岛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然而道德本身并未被小岛上的兽人理解,因为他们不理解摩罗法律的意图,法律违背兽人的本性。摩罗通过树立各种禁忌来规范人类行为。例如,通过突出某一人群固有特征的方式,来造成无法逾越的社会分层,譬如五指人优于兽人。以仪式来束缚人民的理性,制造狂热和盲从,譬如兽人“早请示晚汇报”式的吟诵赞美诗。摩罗给兽人制定法律这一行为的隐喻在于:道德起源于统治者控制民众的需要,而非民众自身的需要。如果民众未经启蒙和教化,或者启蒙和教化因为民众内在的动物性需求而不能生根,那么,道德随时可能崩溃,而之后人性将逐渐退化,社会将变成丛林。 
　　摩罗就是这样一位统治者:先是制造恐惧,让民众对统治者服从。但如果仅仅只会制造恐惧,那么民众的服从就是被动的,难以长久,表面的服从背后酝酿着背叛和起义。于是像摩罗这样高明的独裁者不会止步于此,他会把自己塑造成无所不能、大公无私且爱民如子的形象,并设计出种种仪式,创造出狂热和非理性的氛围,让民众以一种主动参与而非被迫的心理来接受其统治,积极而非消极被动地接受驱使,并视之为无上的光荣。 
　　摩罗的手不仅仅对兽人施以惩罚和高压,而且还“治愈”兽人,这就十分高明,让猿人被惩罚后还要认为“他是善良的”。“邪恶是对那些违反法律的人的惩罚,没有人能够逃脱,他是伟大的,他是善良的”(161)。这显然是对西方文化中上帝的戏仿。摩罗通过法律和惩罚在兽人心目中树立了自己公正严明、无所不能的形象。法律得以实施的唯一原因就在于摩罗能够对违法者实施惩罚,一旦执法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对违法者进行惩罚,那么法律也就立即崩溃了,因为法律并没有被兽人大众所理解,他们自己也并不需要这样的法律。文中这样描述兽人与法律的关系:“现在他们在人性的羁绊和束缚之中犯了罪过,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恐惧之中,被他们自己根本难以理解的法律的罗网捆绑着;他们作为一个假人类而存在,已经开始感到了苦恼。而且这还是一场漫长的内心斗争,对摩罗无休无尽的惧怕”(208)。 
　　这何尝又不是人类社会中未经启蒙的人民与法律的关系呢?如果社会生产力发展仍然落后,人民的心理仍然停留在宗法制社会或部落制社会,移植而来的法律不能适应当地社会的现实需要,人民对于法律就会像这些兽人对待摩罗的法律一样,没有理解,没有需要,只有服从。一旦发生选举弊案或因别的原因产生社会动荡,法律往往就会顷刻间荡然无存,社会状况就会变成类似摩罗死后的小岛。所以,只要这个小岛仍然是“摩罗博士的岛”,而不是岛上包括兽人在内的所有居民的岛,那么法律就永远处在崩溃的边缘,兽人的智力就永远无法完善成为真正的人。对于摩罗试图建立的制度而言,兽人智力真的发展到能够理解法律的程度,对摩罗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可以预料,对于这些违背兽人本性的法律,兽人理解之后的反应不会是认同,而是质疑。 
　　从这些法律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出,摩罗为了遏制兽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兽性,煞费苦心地制定了这些歌颂法律的“赞美诗”,并且用惩罚来强制兽人遵守“法律”以摆脱兽性,无限地向人性靠近。兽人对摩罗充满崇拜与感激,颇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似的感觉。兽人们对这些法律的作用和意图毫无所知,只是因为摩罗对违法行为的严酷惩罚才被迫遵守这些法律。威尔斯的这一个情节设定,是对宗教与人类关系以及道德的本质和起源的一种阐释,看似荒诞,实则深刻。 摩罗限制性的法律有效地捆绑住了他的创造物们的想象力,法律需要的不是这些兽人的理解,而只是遵守,这就使得兽人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变为不可能。兽人吟诵法律的气氛是狂热的,他们在吟诵法律的时候没有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理性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只是沉浸或者说屈服在这种带有节律的狂热的摇摆和吟唱当中,而其中唯一一个真正的人,理性而清醒的人——普罗迪克也因为恐惧而被迫加入了这场吟诵法律的仪式,正所谓当身处狼群之中时,最安全的方法便是和狼一起嚎叫。这便使这一场景充满了启示录般的寓意:摩罗象征着一切独裁者,是希望控制大众为己所用的人,他们需要人民大众拥有的不是理性,而是恐惧和狂热以及种族主义。由于多数兽人为偶蹄目动物改造而来,先天不具有完整的人类的手,他们将只得永远背负这一无法改变的族群劣势,听命于“五人”。正是基于这一心理,猿猴兽人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性,每次提到“五人”的时候,都要加上“和我一样”。 
　　摩罗死后小岛的秩序立即面临危机。“小岛”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社会的隐喻,看上去秩序井然,一切按部就班井井有条地运行着,每个人各司其职,但是人类实际上正如岛上的兽人,从兽类进化而来,也像兽人一样,随时有退化并重返兽性的可能。进化的路线并非像达尔文和赫胥黎所认为的那样朝向更加完善的智力、成熟的伦理和健全的身体,而是可以向着包括退化返祖在内的各个方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剔除不符合环境要求的失败的进化和变异的个体,那么人类整体的退化也是有可能的。斯宾塞于是认为社会绝不应该对不成功者进行帮助,而要任其淘汰灭亡,否则这样一类个体也将繁衍下去,人类整体素质的提高就会变得不可实现。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直接导致了种族主义并在人类后来的历史中被再三利用。 
　　《摩罗博士的岛》中的上半部分描写了摩罗以法律对兽人进行的统治,对西方19世纪的宗教、道德、法律进行了批判,人民被这些外在于自身需要的教条束缚,其结果将是革命与背叛。然而去掉这些人民并不需要的法律并砍掉统治者的头,是否问题就解决了,是否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就将诞生在摩罗的岛上?答案是否定的,小说的下半部分描写了摩罗被杀,道德法律崩溃之后的景致。 
　　 
　　二 
　　 
　　道德往往使用禁忌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甚至可以说,道德起源于禁忌,终结于百无禁忌,没有禁忌的社会是道德荡然无存的社会,摩罗为了在岛上的兽人社会中建立起道德体系,于是制定了许多禁忌来约束兽人,其中的肉食禁忌是最典型的代表。 
  　威尔斯在《摩罗博士的岛》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是双重的,既对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表示怀疑,又对失去伦理道德之后的丛林社会表示忧虑。摩罗用禁止兽人食肉作为对兽人进行道德约束的符号,这一约束违反兽人的天性,注定了道德的崩溃。作者以此暗示人类社会道德体系的脆弱,社会的道德体系不能用禁止一件每个人都从内心想干的事情来维持,而必须提升人民的理性,从内心抹除对此禁忌的渴望,否则,禁忌只会让人对被禁之事更加渴望。当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崩溃就将发生。这部小说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不仅用戏仿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本质,同时又深刻揭示出:一旦道德崩溃,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退化。 
　　作为必然中的一次偶然,摩罗与他亲手制造的半成品山豹人互相杀死了对方。在此之前普罗迪克出逃了并被摩罗带着兽人追赶。在走投无路之时,普罗迪克希望通过煽动一次奴隶倒戈来扭转形式。然而兽人们的反应出乎普罗迪克的意料之外:“那些兽人们把呆视的脸都低下去,都万分惊讶地垂下变形的手,耸起肩。我当时猜想他们都想尽力听懂我的话,尽力想回忆起一些他们作为人类的往事”(170)。普罗迪克认为是摩罗的手术刀、愚民的法律、残酷的惩罚、个人崇拜和狂热的仪式把真正的人变成了半人半兽的东西。从小说文本的现象层面来看,普罗迪克对兽人的呼吁基于他错误的猜想,都是误会,就像狂人的梦呓,然而这种误会却直抵历史深处的真实。如果把“人”理解为在精神上自由的合乎天性的生存,把“兽”理解为蒙昧的受驱使被奴役的生存,那么摩罗的伦理道德表面上把兽变成人的行为却是在精神上把人变成兽,于是普罗迪克的这段话成为了一种疯癫的先知式的预言。
　　摩罗之死就像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于是兽人们便开始为所欲为,道德法律固然虚伪,然而虚伪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美德,如果它掩饰的是无法彻底改造的兽性和更加赤裸的丛林法则。对此,如果不能从天性上加以改造,那么道德能够做的,也就只有尽可能地掩饰了。摩罗本人观察到了兽人身上本能的顽固性,他这样说:“他们又恢复原状了。只要我一不去管理他们,这些畜生就又开始偷偷地回到原来的样子,又开始表现出他们的那些本能了”(179)。摩罗的野心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制定了一套虚伪的道德来约束终将出笼的兽性,是这个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无力负责的人所能采取的唯一的负责方式。 
　　在威尔斯看来,兽人民众的智力有限,是统治者的道德法律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一旦兽人民众的智力足以洞穿道德法律背后的真相,导致维持法律的惩罚机制被破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德体系就会立即土崩瓦解。 
　　“道德都是人制定的,但是,只有恶劣的道德才可以随意制定;而优良的道德却只能通过社会创造道德的目的,亦即道德的终极标准,从行为事实中推导、制定出来:所制定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之优劣,完全取决于对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与道德目的的认识之真假”(王海明1)。以此观之,兽人的智力并没有低到无需暴力机构支持也仍然盲从于摩罗法律的地步,也没有高到摒弃摩罗法律之后从自身需要出发自己制定一套有助于兽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道德和法律的程度。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状态,自上而下的专制退场之后,迅速填补起空白的是兽人们完全服从于本能需要而以任何方式做任何事情的行为原则。兽人们互相攻击,相互之间断绝了任何分工合作的可能,断绝了兽人社会向某个方向(即使是错误的方向)发展的可能。于是小岛上的社会迅速地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为一个没有社会的兽人群体,兽人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纽带以任何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相互之间为一切理由而互相攻击,掀起了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小岛上的社会结构像现实社会中许多生产力低下、民智未开的社会那样,总是在专制独裁和一盘散沙之间摇摆,任何中间状态和组织完备的社会结构都是脆弱的,只有这两种状态是超稳固的。因为兽人的智力使得他们要么选择臣服于强权,过有组织的奴隶生活,要么打败强权,然后一盘散沙互相争斗,只有这两种状态是他们的天性能够理解的。要想让他们彼此合作,为他人的生存需要进行一定的妥协,从而换来他人对自己的让步;使社会产生一定的合力,从而能够有方向地发展;这显然超出了兽人的理解能力。他们对摩罗要么瑟瑟发抖地跪倒在地,要么扑上去咬断他的喉咙,兽人看不到在三叩九拜与不共戴天之间是否还可以存在任何其他与摩罗所代表的道德法律共生的状态。 
　　没了摩罗之后的兽人开始退化或者说回归,从人性退化向兽性回归。看到摩罗死了,兽人们立即问“还有法律吗?”普罗迪克意识到,如果兽人明白一直以来迫使他们遵守法律的摩罗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行为就会很快失控。为了控制住局面,普罗迪克采取了行动。…法律的臣民们,’我说,‘他没有死,他变化了他的形状——他变化了他的身体,’我继续说下去,‘你们一时将会看不到他。他在那里’——我向上指着——‘他在那里仍然能监视着你们。你们不能看见他,可是他却能看见你们。不要亵渎法律吧!’”(220)此处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联想——白人殖民者面对一群相信万物有灵论的土著居民进行的布道。尽管此前文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明兽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灵魂观念,或者兽人对死亡这一状态有着怎样的认识,此处体现出一种兽人与岛上的三个“五人”之间的殖民与被殖民的隐喻。为了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殖民者总是需要通过传教把之前不被本土居民认可的西方道德伦理和法律播撒进他们心里。如果普罗迪克的灌输能够让兽人永远相信,他几乎就可以继承摩罗的地位来开展对兽人的统治了,甚至能够因为摩罗被神化而使得其统治更加牢固。然而兽人的智力显然不足以支撑一种宗教思维长期存在,兽人社会本身并没有任何文化传统,兽人也从不费神去思考自身相对于摩罗法律的他者性和自己的身份确认问题,威尔斯把兽人的智力始终限定在介于人兽之间的水平,这也排除了这个文本作为后殖民批评范本的可能。摩罗用手术刀造就的兽人的进化最后被证明全是徒劳的,而人类自然进化所形成的个体的理性,井然有序的社会也正是这个小岛的放大版。为了强调这一点,威尔斯安排普罗迪克逃离小岛重返伦敦,并产生伦敦的普通人都是时刻可能发生退化的兽人的幻觉,以此进一步强调《摩罗博士的岛》对现实英国社会的隐喻意义。乔治·奥威尔这样评价威尔斯:“他的头脑太清醒了,无法了解现代世界”(12)。这句看似矛盾的评语其实强调了威尔斯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世界的理想主义。而且此处的语言极其生动,完全达到了威尔斯同时代伟大的主流文学作家的高度。所以罗伯特·斯科尔教授评论说:“如果能像斯威夫特或者威尔斯一样恰当得体地使用语言,科幻小说就有了足以表达的语言了”(岗思50)。 
　　有文学史家指出:“不研究威尔斯,不研究他的希望和他的觉醒,就没有人能理解二十世纪初期”(Evans 269),《摩罗博士的岛》便是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状态的一种隐喻。小岛上兽人社会的崩溃说明,统治者自上而下用暴力贯彻的法律,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也是兽人未能理解且并不需要的,但是它至少维系了这个社会的运行,使得文明,即使是独裁形式的文明得以延续。但是一旦支撑法律的暴力体系消失,智力未开的兽人就会退化,社会将趋于崩溃。因此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文明,只能是基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的教化和发展良好的理性精神,这样的社会成员会根据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合理的伦理道德体系,进而形成以此为基础的法律。 

　　注　解 
　　①H.G.威尔斯:《摩罗博士的岛》,《威尔斯科学幻想小说选》,孙宗鲁孙家新等译(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标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